中国GDP 造假变迁历程

在这一阶段，核心政治议题有严格红线，但对经济资料如GDP地方注水、造假和技术性指标的批评在专业圈子乃至官方媒体上相当普遍。在1990年代中后期，关于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失真、造假的讨论在国内外学界和民间达到了一个历史性高峰，几个因素推动了这一高峰的出现：

1、邓小平南巡再度推动经济改革开放，全国上下都热烈拥抱市场经济，中共高层对充满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充满了信心，统计资料造假现象为中国最高层所不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导宏观调控、挤压经济水分，并于1997年引发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查出大批虚报和伪造案例。

2、由于官员考核高度绑定GDP增长率、计划生育指标和招商引资成果，地方政府基层形成了严重的虚报、瞒报风气，民间与政界广泛流传一幅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位，数位出官”。官方媒体包括当时刚出现的都市报系列都对统计资料造假加以鞭挞，南方报系成为中流砥柱。

3、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希望加入WTO，全面从苏式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向国际通用的国民帐户体系（SNA）和GDP核算体系转型。

统计资料打假的讨论是从乡镇企业和农村资料充满“水分”开始。1990年代中期，学界和统计系统内部讨论最激烈的核心是乡镇企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的严重夸大，由于乡镇企业普遍缺乏规范的会计帐簿，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大幅度凭空虚报产值。

朱镕基的关键作用

1994 年，中国正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国家统计局关于粮食价格的统计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法和资料失真问题。当时国家统计局报告的粮食涨幅为 47.4%。朱镕基直接指出其统计权重与采样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 85% 的样本从销量仅占三成的国有粮店抽取，而忽略了占销量七成的集贸市场，导致中央难以据此进行准确的宏观调控。他要求对国家统计资料“挤水分”，引发了1997年引发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查出大批虚报和伪造案例。

1998 年朱镕基正式接任国务院总理后，5 月发生了著名的安徽芜湖（南陵）粮库满仓骗局案。朱镕基宣布将至该地调查，地方官吏连夜调运粮食将空仓放满，企图瞒骗过关，穿包后，朱镕基怒斥“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并于同年 8 月签署国务院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以铁腕行政手段严查粮食收储与统计资料虚报、伪报行为，此举直接成为了 90 年代末海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关注中国经济资料真实性的核心导火索并延续好几年。2002 年 10 月，朱镕基在视察国家统计局时，留下了“不出假数”这四字题辞，将其上升为统计系统的立业之本。

由于朱镕基率先垂范，胡温时期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谢伏瞻曾于 2006年11月18日在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成立庆典上的现场讲话强调，“统计人员要对国家忠诚，要对人民负责”，能否做到朱镕基同志留下的“不出假数”，是各级官员对国家是否忠诚的最简单判别标准。

李克强在2007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曾对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坦言，“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表示在评估辽宁的经济状况时，GDP数字“只能做参考”，他本人主要通过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更难作假、更具代表性的物理和金融指标，来衡量和追踪辽宁省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根据李克强的这一经济思路，将上述三个指标分别赋予40%（工业用电）、25%（铁路货运）和35%（银行贷款）的比重，合成并正式推出了“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用以评估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量。该指数后来获得了花旗银行等众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可。

当时学术界批评统计资料造假与干部选拔机制的文章，在媒体上大量出现。《中国干部考核制度与地方统计造假行为研究》（作者李猛，《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定量研究文章，深入分析了江胡时期地方官员在晋升压力下，篡改经济资料的动机与行为特征。《“官出数字”现象的博弈分析及治理对策》（作者李平，《统计与决策》，2004年第2期）运用博弈论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屡次重申实事求是，地方依然有强烈冲动去包装“注水”政绩。

自习近平当政以来言论逐步收紧，直至对“批评GDP造假”零容忍。（法新社）

批评GDP造假成了国安问题

江朱时期的言论控制更多针对“危害国家安全”或“挑战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言论，对纯经济领域的专业批评和资料质疑留有相当的灰色空间。胡温时期是“九龙治水”，多位常委按照自己意愿发言，既有胡锦涛的反颜色革命论，也有吴邦国的“五不搞”，更有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言论控制主要还是在政治方面，对经济领域的批评言论有一定容忍度。但自习近平当政以来，言论逐步收紧，直至为零容忍。

究其原因，至少有两重值得考较：

一是政治经济方面原因。胡温凭借江朱馀绪，经济上有个“黄金十年”，但留下的问题比如房地产高度泡沫化与经济结构转型、地方债务与产能过剩等，都成了习近平必须应付的多重挑战，尤其是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以后，官方对“预期”和“信心”的依赖空前提高。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对核心经济指标的公开否定，都被高层解构为对治理能力的挑衅与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海外2022年猛炒“习下李上”传言以后，中共官方在2023年明确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并强化“预期引导”。经济学家的专业评估如果与官方设定的增长目标（如5%左右）出现严重背离，或被认为会“唱衰经济、动摇市场信心”，就会被视为触碰政治红线。

在高善文之前，2024年已经发生两起经济学家禁言事件。9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在一个私人聊天群发表了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对习近平的批评，受到免职、除名并被正式拘留调查的处分；12月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付鹏直言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崩塌被迫离职。这两位的遭遇，均反映出经济评论的审查标准已从江胡时期的“专业技术讨论”演变为习时期的“政治合规审查”。

第二个原因则是审查技术的代际飞跃：90年代和胡温初期，互联网监管技术尚不成熟，资讯主要靠传统媒体和早期论坛传播，存在天然的时间差和监管盲区。习时期依赖大资料、人工智慧和平台责任制，采取即时封杀、销号，使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在流出数小时内即可被完全抹除。

第三个原因是习时期厉行主体责任制。对言论者的控制不仅施加直接的行政处罚，更通过行业协会（如中国证券业协会）向券商、基金公司施压，实行“主体责任制”，要求企业自行解聘发表“不专业、不负责任言论”的分析师。这种层层下压的机制导致了学术界和金融圈的集体缄默。

综上所述，在江胡时代，只要言论不上升到“颠覆政权”的政治高度，经济学者和媒体在专业、技术和地方治理机制层面的批评，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现阶段，几位经济学家仅仅因为指出技术性的“GDP资料背离”或“市场信心不足”，就遭遇销号、禁言甚至被判定为“恶意唱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足以表明习时代的“政治安全”红线已经全面吞噬了当年的“经济专业讨论灰色空间”。 近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就与技术进步，成了加强言禁、维护专制的政治本钱，让我这位亲历者无法不产生荒诞感。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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